特殊军人家庭如何买保险？

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

部门法及其法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所以我只能借着中秋老师的现场的报告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关于法理学的批评，我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姚老师的批评有一点点要求太高，我想我更能够同意刘毅老师的说法，其实我们整个的法学界的发展是很曲折的，时间也很长，如果你要批评的话可以从每一个角度批评，稍微放宽一点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正在趋向于问题的集中，和其它的学科是一样的，大家都走在了纯粹学西方，有一点学不下去，回到学校又有一点不够的，可能和我们中国强盛有关系，过去我们学西方是因为我们太落后太捱打，是这个推动我们学习西方，并不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意愿，现在我们底气稍微足一点了，眼界也宽一点了，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多一点，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现在都是在一个荒漠当中慢慢地摸索。

最后是社会追求的理想所在，《皋陶谟》开篇提出，谟明弼谐，同心同德治理国家，又强调谐公和中，后来很多帝王都利用这个东西要求大家互相尊重。但六经反过来也给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从而支配我，这是六经注我。我自己觉得我理想中的法治是有一天能够不再这么吵吵嚷嚷的，而是隐退到不干扰大家生活的地方去做一个帮助性的工作。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冲突，在过去100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由此，中国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中发生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抛弃古代，全盘重建现代。

其实，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是一个工作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我站在我的立场上阐释经典，当然是我注六经。为什么高要特别强调行呢？因为传说中把他称作舜的司法官。法律是现代化的一个工具。

我跟他说，你们上一代的学者把你们学科做死了。希望借助对《皋陶谟》的疏解构建法理学的一个最基础命题。法理学与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完全脱节，或者说，互为敌人。这种研究只具有纯粹知识上的意义，不再具有现实的这么一个立法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关于主导型的古典秩序，自秦以后法家治理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制度影响及其具体成就的，即使汉儒的政治努力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层面体系性地颠覆法家秦制的基本架构，而只能在文明教化与社会自治层面尽量伸展并与法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一种王霸道杂用的共治格局。我相信，皋陶在4000多年前进行的思考，他所使用的那些概念，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下构造学理或者构造法律秩序的出发点。

唯一要做的事情是由立法者颁布它，并且严格地实施它。相反，在这样的命题背后，恰恰隐含了对中国文明普遍性的信念。当我们法律的最核心层面使用一些中国词汇，这个法律体系才可以说是中国的，因为它能够被中国人所理解，或者，它就是出自生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权利的终极的正当性在哪儿。

这也是中国人法律观的核心与基础，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这样看待法律的。打一个比方前两天看新闻，台湾考公务员要考《古文观止》，不管考什么职位的公务员都要考。这本书将从五经中摘取十章进行疏解，以发掘中国人的仁、礼、德治、君子包括法治等概念，它们可以构成一个治理秩序的完整规划。并且，这样的法理学，才有可能真正地发挥提供原则、进行审查的工作。

我觉得它的艰巨之处就在于此，再往下举一个实际例子，天秩有礼，他在讲到这个天的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观念，从古希腊也有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把它广义理解，如果理解人肉身之上的一种东西，大地之上的一种东西的话，我想这种观念在西方有丰富的资源，从古希腊我们认为最早有价值的人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就讲到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个天和形而上学有很大的差别吗？我觉得其实这个差别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大规模法律移植的现象其实只有在现代的全球化条件下才有可能。

陈煜：实际上就是一种综合治理的模式。但是姚老师是有这个勇气的，因为他不在乎法理学内部是否会对这个外部性刺激做出过多的连续性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对于他本身天马行空式的寻求文明治理之道的视野与事业也不构成有效制约，因为他本身只是一个外部的批评者。

中国人不需要自主思想。但是我希望有人专业性地为我们提供这些具体的实例，而不是朦朦胧胧，能够分析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关于天地人之间的智慧等等，法律工作者其实都有这样的诉求。这样一个关于法律的有效性、正当性的终极来源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设定，一定会对我们关于法律的全部思考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古典中国的法律已经完全和我们现代的生活没有关系了。这样一个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之正当性和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从古典当中发现的治理的智慧或者这种有价值的思想，我觉得这种工作永远是有意义的。

现代法理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实证主义，都相信立法者颁布的那张纸就是法律。到移植苏联模式时，就更不用说了。

我的疏解方法是：第一，严格地遵守古典的经解，比如说孔安国的传，孔颖达的疏。论文中讨论到历史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相信，现代人的生活跟古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二战以后在德国和其它国家是一样的，他们在个案当中原则可以做救济的，他们有办法。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建设中国的法理学上面所述三个焦虑说明，现代主流法理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陷。

我自己在这方面有最初始的努力。但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法理学每一次都为这样的政治找到了理据，都为这种短暂的政治提供了正当性的辩护。这篇文章还讨论了规则之治问题，而这一点，也是与天道法律观密切相关的。这样，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职能就是负责解剖已经死亡的古代。

我认为，我们应当基于这样信念进行法理学的思考。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丰富我们作为工具的西方的概念。

这个时候如果你完全拒绝学习西方，拒绝适度学习之后配合它、参与它这样一个新秩序的话，你就有可能被整合、消灭，或者说亡国灭种都有可能。这种具有概括性、一致性，有时表达一种观点，有时表达一种方法，有时表达一种导向。

姚中秋：这就是天、德行和民意这样的一个正当性如何结构化。另一个角度，对于传统，我想回应一点我赞同的地方，我同样对于百年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一方面是激进的反传统，另外一方面激进到一定程度就到了文革和毛时代的完全是摧残，破四旧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我对这方面和姚老师有同样的感受或者同样的价值判断。

那么，抛弃了历史主义，应当回到哪儿？就像施特劳斯所讲的，要回到古典史观，回到《史记》、《资治通鉴》所体现的古典史观。后来顾的学生刘起訏统计了一下，孔子时代引用尚书的时候已经引用到《皋陶谟》里面的很多篇章，说明《皋陶谟》在孔子时代已经有一些东西成型，所以我们可以把《皋陶谟》当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连续的过程为什么到最后形成了它的文本呢？它也是有它的依据的，上述分成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我们讲的《尧典》、《皋陶谟》，这是一组，今古文同时选择的篇章是最为重要的篇章。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史学科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看法，法理学必然始终是具有批判性的，具有审查者的自我角色认同。

因此，反对历史主义是思考中国法理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预备性工作。80年代以来，我们又恢复法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的法理学。

第一个就是关于法律移植，我们是不是把现在所有的问题，百年来，几十年来的问题都归结到法律移植上？是不是当代中国包括几十年来，打一个比方说，我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文革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毛时代，你刚才讲到毛的法律——其实毛的时代没法律了，他的口号是无法无天，这也是事实，法学院都没有——毛的这种做法或者他的思想是移植西方的产物还是说他凭空的天马行空，还是说跟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某些方面有着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我总觉得毛可能从来没看过西方法理学方面的东西，他也从来没学过法律方面的东西。跟它类似的是我刚才举的温州的例子。

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知识工作，首先需要抛弃法律史以及法律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观念。我还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法理学已有100年的历史，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产生一本令人尊敬的法理学著述，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范式，解释中国的法律的性质是什么，它如何运转，什么样的性质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的约束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法律是如何被构建，如何维系秩序的，人们何以尊重法律，为什么人们要尊重法律，以及如何让人们尊重法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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